特意选择“不易产生后果”的目标

在日语里(li)，“撞人族”一词并(bing)非最近(jin)才有。早在2018年，日本中年男(nan)子在东京新(xin)宿站连续恶意冲撞女(nu)性的视频就曾广泛流传，让(rang)公众第一次注意到这(zhe)种现象。

起(qi)初(chu)，施暴者多为中年男(nan)性，他们冲撞的目标以女(nu)性、老(lao)人、儿童、残疾人等弱势群(qun)体为主。而近(jin)年来，随(sui)着生活成本攀升、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加(jia)大、排(pai)外情绪高涨，退休人员、压力大的年轻人、女(nu)性施暴者也(ye)开始出现。被攻击(ji)目标也(ye)扩展到外国游(you)客，施暴者默认游(you)客语言不通、对日本法律(lu)生疏且归国在即，不会选择报警。此外，注意力分散者，比如正在操作手机、拍(pai)照留(liu)念或神情迷茫寻找路标的人，也(ye)频繁成为目标。今(jin)年2月底，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小女(nu)孩在东京涩谷十字路口拍(pai)照时，被一名日本女(nu)子冲撞后摔倒在地。女(nu)孩母(mu)亲拍(pai)摄的画面显示，这(zhe)个戴着口罩(zhao)的女(nu)子先以肘部撞击(ji)一名男(nan)性路人，随(sui)后又撞向小女(nu)孩。

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(san)进入公众视野，其中不乏造成严重(zhong)后果的案例。比如，2024年4月，东京田(tian)町站曾发生一女(nu)子被撞后肋骨骨折的事件。2025年5月，福冈县一名59岁的大学副教(jiao)授因涉嫌多次故(gu)意用书包击(ji)打他人被警方逮捕。

《环球时报》驻日本特约记者身边遭遇过“撞人族”的人远比想象中的多。她们都是年龄(ling)在20至40岁之间(jian)、体型(xing)相对瘦小的女(nu)性，当时的情形都是“被迎面撞上(shang)”，并(bing)且对方在撞人后迅速混入人群(qun)离开，很难进行追责。其中4位受访者明(ming)确表示，施暴者是中年男(nan)性。还有一位女(nu)性在出站后被一名背双肩包的中年女(nu)性用力撞击(ji)，对方甚至在和她擦身而过时故(gu)意带有情绪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日媒报道分析(xi)说，恶意撞人行为虽然明(ming)显带有攻击(ji)性，但如果没(mei)有造成严重(zhong)后果，则只是狡(jiao)猾(hua)地停留(liu)在合法与违法的边界上(shang)。

相比言语冲突或直接动手，撞人行为更易操作且犯罪成本更低。从撞人地点来看，这(zhe)类行为多发生在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的地铁(tie)站、换乘(cheng)通道、车站出入口等人流密集区域，人群(qun)走向错综复杂，很难避免身体接触，这(zhe)也(ye)为“撞人族”提供(gong)了天然掩护。撞人不需要言语，不形成持续对抗，往往在一瞬间(jian)完成，也(ye)很难留(liu)下证据(ju)。即便有监控画面，也(ye)不足以据(ju)此判(pan)断撞人者的主观意图，因此难以追究(jiu)责任。

多年来，“撞人族”和被撞目标的身份已发生变化，但这(zhe)些变化并(bing)未(wei)改变撞人行为的基本逻辑：无论(lun)被撞者是女(nu)性、学生，还是语言不通的外国游(you)客，其共(gong)同特征都是相对缺乏反击(ji)和维权能力。“撞人族”依然在特意选择“不易产生后果”的目标。在前文提到的网络调查中，多数受害(hai)者也(ye)的确选择了“不采取任何行动”或“迅速离开”，报警比例极低。

“对外国人要求(qiu)苛刻，日常生活氛(fen)围(wei)紧(jin)张”

外国游(you)客在日本街头受到“撞人族”袭(xi)击(ji)，其背景是日本极右翼思潮的涌动以及社会排(pai)外情绪的高涨。近(jin)几年，日本入境游(you)逐步(bu)恢复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(zhong)要组成部分。人口结构的变化也(ye)使得(de)日本加(jia)速引进外国劳工。但与此同时，日本的外国人政策设计却相对滞后，沟通融(rong)合机制(zhi)的缺失导致国民(min)对移民(min)的误解偏见加(jia)深(shen)。尤其在“不给人添麻(ma)烦”的日本社会氛(fen)围(wei)下，外国人“不遵守规则”“给他人带来困(kun)扰”的行为往往给日本民(min)众带来更大反感。

据(ju)《产经新(xin)闻》报道，3月22日，在日本埼玉县一处公园举(ju)行的库尔德人节日庆祝活动中，一名长期批评当地库尔德社群(qun)的议员现身，导致现场一度陷入骚(sao)动。该(gai)活动由埼玉县川口市的库尔德人团体“日本库尔德文化协会”主办，居(ju)住在川口市周(zhou)边的约1500名库尔德人身着民(min)族服饰、手拉(la)着手，伴随(sui)民(min)族音(yin)乐起(qi)舞。在活动现场，埼玉县户田(tian)市议员河合悠(you)祐遭到殴打，相关影像被上(shang)传到社交媒体平台。这(zhe)位议员曾发表过“库尔德人的犯罪率是日本人的20倍”等言论(lun)。而针对这(zhe)一事件，日本网民(min)的评论(lun)大多是呼吁要加(jia)强(qiang)对外国人的管理，对做出不法行为的外国人予以管制(zhi)甚至驱逐。

在埼玉县东南部的川口市和蕨市，居(ju)住着约2000名库尔德人。在埼玉县川口市生活了20多年的华人告诉《环球时报》特约记者：“在川口市，尤其是芝园团地一带，有相当规模的库尔德人社区。近(jin)几年出现了不少围(wei)绕库尔德人的争议，从激烈的网络舆(yu)论(lun)对抗，到日本人组织的排(pai)外抗议活动，再到社区内围(wei)绕治安、垃圾处理、噪音(yin)等问题针对库尔德人的投诉。此外，川口地区还住着许多来自其他国家(jia)的人，如中国人、越南人、菲律(lu)宾人等。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碰撞，加(jia)之在生活习惯、社会秩序方面，日本人对外国人要求(qiu)苛刻，日常生活氛(fen)围(wei)紧(jin)张。”

情绪过度压抑而扭曲释放

“撞人族”也(ye)是一面折射日本社会压力与部分人心理失衡的镜(jing)子。据(ju)记者了解，在日本车站里(li)时常能看到禁(jin)止行人看手机的标语，有不少“撞人族”就会趁(chen)机把“对社会规则和秩序的维护”当作攻击(ji)的借口。他们辩称，以撞击(ji)的方式对看手机的人或逆着人流行进的人“略施惩(cheng)戒”，这(zhe)种行为“没(mei)有不妥”。

日本犯罪心理学学者、东洋大学教(jiao)授桐生正幸指出，撞人行为往往不针对具体个体，而更接近(jin)于迁怒(nu)——在社会竞争加(jia)剧、个体挫败感上(shang)升的背景下，一部分人会将愤怒(nu)情绪发泄到陌生人身上(shang)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《劳动安全卫生调查》显示，2023年有68.3%的劳动者表示在工作中感到强(qiang)烈压力。这(zhe)一数字长期处于高位，意味着压力已是多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《环球时报》特约记者的亲身感受是，在日本生活久(jiu)了，会发现这(zhe)里(li)的社会宽容度极低，很容易就会因为不符合集体价值观或某些共(gong)性而被视为“异己(ji)”。因此，大多数人都小心谨慎，从日常穿着、发型(xing)化妆，到邻里(li)及职场的相处方式，尽量不触碰“雷区”。记者的朋(peng)友参(can)加(jia)孩子的入学和毕业典礼时，穿戴都经过仔细考量且尽可能保持与其他家(jia)长的一致性，甚至要考虑项链的长度和材(cai)质，以及手提袋的样式。

另(ling)一个事例是，记者的朋(peng)友所在日企(qi)招聘了一名30岁左右的日本女(nu)性做兼职文员，由于那位女(nu)士身上(shang)体味很重(zhong)，办公室同事集体表现出嫌弃，比如故(gu)意戴手套(tao)接她递来的文件，把除臭剂放在办公桌上(shang)，甚至戴着口罩(zhao)上(shang)班。一周(zhou)后，人事部门因接到多次投诉，决(jue)定解雇那名文员。朋(peng)友说，她观察(cha)到那名文员每天上(shang)班都会把两个很大的书包塞进更衣柜，很可能是经济窘迫导致居(ju)无定所，因此会有体味。人事部门并(bing)未(wei)试图了解原因并(bing)提供(gong)帮(bang)助，仅因为她没(mei)有满足大家(jia)认可的洁净度就将她开除，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。

日本武藏野大学教(jiao)授前野隆司在相关报告中指出，日本存在“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不一致”的问题。换言之，在物质条件较充足的情况下，个体对生活的掌控感与心理满足感并(bing)未(wei)同步(bu)提升。日本立教(jiao)大学社会学教(jiao)授浅野智彦分析(xi)说，日本社会长期强(qiang)调维持关系稳定与避免冲突，使得(de)个体在表达不满时更趋(qu)于克制(zhi)。很多情绪无法通过公开沟通释放，而是被压抑在心中。

被压抑的情绪不会消(xiao)失，而会以其他形式爆发出来——可能是低成本犯罪，也(ye)可能是彻底逃(tao)避，切(qie)断个人与社会的联系。根据(ju)日本内阁(ge)府2023年公布的最新(xin)数据(ju)，15至64岁的日本人中，有约146万的“蛰居(ju)族”。“蛰居(ju)族”是指因心理或社会原因，长期回(hui)避社会参(can)与，连续6个月以上(shang)不出门的人。而146万这(zhe)个数字意味着，每50个日本人里(li)就有一个人处于蛰居(ju)状态。日本长期将“蛰居(ju)族”视为重(zhong)要社会问题，该(gai)现象自上(shang)世(shi)纪90年代起(qi)显现出来，并(bing)在日本长期经济停滞与就业结构变化中不断加(jia)剧。《朝日新(xin)闻》等日媒分析(xi)说，“蛰居(ju)族”往往因升学受挫、人际关系压力或职场失败而选择退回(hui)家(jia)庭(ting)空间(jian)，形成长期孤立状态。

更严重(zhong)时，压抑情绪的爆发还可能带来自我毁(hui)灭。日本铁(tie)路系统的数据(ju)显示，卧轨自杀事件的高发时段集中在周(zhou)一早高峰，其次是工作日晚间(jian)。这(zhe)些时间(jian)点往往对应通勤压力与工作负(fu)荷最为集中的时段。有在日留(liu)学生告诉记者，自己(ji)曾遇到过车站广播通报“由于人身事故(gu)”导致电(dian)车晚点，而这(zhe)意味着有卧轨事件发生。

从“撞人族”、排(pai)外活动，到“蛰居(ju)族”甚至卧轨自杀，这(zhe)些看似分散的社会现象，共(gong)同折射出日本社会更深(shen)层次的复杂矛盾。日本社会长期强(qiang)调所谓“不给人添麻(ma)烦”，使许多人在承受压力时倾向于自我消(xiao)化，而非寻求(qiu)外部帮(bang)助，个体与社会的连接越发减弱。所谓“高秩序社会”和察(cha)言观色到“读(du)空气”的职场文化进一步(bu)强(qiang)化了这(zhe)种无形约束，使个体难以表达真(zhen)实情绪。有观点指出，一个社会的文明(ming)程度，不仅体现在繁华的街道和整洁的环境上(shang)，更体现在普通人之间(jian)的善意与尊重(zhong)上(shang)。唯有打破情绪过度压抑的闭环，疏解社会底层的压力，才能真(zhen)正回(hui)归社会文明(ming)与安全的本貌。